农禅并重与佛教中国化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19-06-22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农禅并重,多地寺院农耕忙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道,退步原来是向前。”1000多年前,布袋和尚如是说。

  农禅,既是中国古代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禅宗僧人所必修的一个“觉悟”法门。因此,“出坡”劳作一直是禅宗寺院僧人重要的修行方式。近日,多地寺院僧众参与农禅生活,体会自给自足的喜悦。

  河南少林寺:

  禅耕农场喜获丰收

  6月14日,河南登封少林寺僧众前往禅耕农场,开始一年一度的麦收。

  少林寺洋弟子参与麦收劳作 张海龙摄

  在农场负责人延子法师的安排下,大家一字排开,挥舞手中的草镰,有条不紊地收割小麦。少室山下,骄阳四射,僧人们全身心投入到麦收的劳作中,浑然不觉疲惫。法师们先收割完一块地里的麦子后,将一堆堆麦子抱到一起,再由收割机集中脱粒,然后分装入袋中,扎好,搬运到车上。收麦过程分工明确,不多时,一块麦田就收割完成。在麦收过程中,法师们还为少林洋弟子们示范割麦的正确方式,避免被草镰误伤。

  山地多梯田,在农业机械化高度发展的时下,山间依然有很多田地是机器难以到达的,此次便由僧人收割梯田上机器难以到达的麦田。

  禅宗寺院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要求寺院僧众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求生活的自给、修行的提升。近年来,少林寺一直坚持农禅并重、自给自足的传统。

  据延子法师介绍,今年,少林寺农场种植小麦近150亩。因为山里的雨水比较充沛,每亩的产量大约在400公斤以上。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之外,少林寺禅耕农场还种植了很多瓜果蔬菜、香料、中草药材、观光植物等。这些粮食和瓜果蔬菜一部分供寺院僧人食用,一部分储藏起来,还有一部分会捐献给福利机构。如曾为安阳滑县灾区捐献2.5万公斤小麦、免费与游客结缘农场自种玉米,等等,这些善行善举受到教内外的广泛好评。延子法师还提出,未来,禅耕农场有意与国际接轨,希望能将农场的一些理念和模式输出到国外,通过农场模式的复制,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邹相)

  湖南九溪古寺:

  农禅并重,自耕自食

  6月16日,为了不忘佛教优良传统,让学僧体验百丈怀海禅师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丛林宗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湖南佛学院院长圣辉法师带领湖南佛学院全体师生前往九溪古寺农禅园,与寺院僧众共同插秧、种植水稻,体悟耕作的辛苦与劳动后的喜悦。

  九溪古寺农禅园插秧现场 九溪古寺供图

  九溪古寺位于长沙市长沙县金井镇金井社区,始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年),由唐开国元勋尉迟恭监建,距今1300多年,是长沙历史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据寺院住持通振法师介绍,九溪古寺农禅园有10亩农田(3亩菜地、7亩水稻地)、2亩多茶园。从2015年开始,湖南佛学院践行佛教中国化理念——农禅并重、自耕自食。待收获后,寺院会把九溪福米免费送给来寺朝拜的信众。

  (觉明)

  江西真如禅寺:

  僧众出坡插秧,阐扬农禅家风

  6月4日,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全体僧众及居士出坡至稻田插秧,以身弘范,阐扬农禅家风。

  真如禅寺僧众出坡插秧 真如禅寺供图

  真如禅寺自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肇基,1200年来农禅并重,高僧辈出。宋代住持法如禅师有诗云:“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近代虚云老和尚重修云居山真如禅寺以来,“耕云锄雾,打地抛砖,坐禅结七,讲经传戒,一派农禅景象,俨然百丈家风。”如今,方丈纯闻法师续尚宗风,坚持上殿、过堂、坐香、出坡四大佛事。

  “献花扫地,无非佛事;搬柴运水,总是禅机。”明朝末年,颛愚观衡禅师驻锡真如禅寺,带领僧众中兴祖庭。其间,“师见苗禾益秀,山色增辉,喜而制歌,凡三千余言,令众莳秧时歌之,觉于本分事,默有领会,不独使人忘劳也。”此歌即《云居插田歌》。

  (吴玲兰)


  评论

农禅并重与佛教中国化

  作者:温金玉

  在僧团生活方式的演变史上,如果说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彻底改变了自达摩以来岩居穴处、游化为务的独处隐修方式,使聚众定居、共同修道成为禅林模式,中国禅僧的修道生活由此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性改变,那么,马祖、百丈的丛林清规就使这一制度走向规范,僧众行止有序,寺院道风井然,禅居方式成为中国佛教僧团之定式。

  佛教在中国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198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特别指出,“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这种注重劳动生产与学术研究的理念,在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的构想中,被表达为“生产化”与“学术化”。可以说,“农禅并重”既是中国传统丛林的独特风范,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早期印度佛教重在解脱道的终极生命关怀,关注心灵的事业,不事世俗治生产业,并严格规定“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僧人通过托钵乞食接受信众“供养”,解决僧团的生存问题。佛教东传中国,因中印民俗风情之不同,许多行持习惯并不能顺畅演进,如乞食一法就因不事耕作而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现象。在中土,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者,即使如隐士之流,也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那种不事生产、以乞食为主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反而引起社会朝野的反感,《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就多有对此批评之声。

  在早期的各种《僧传》中,可以看到出家人参加劳动的信息。如东晋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东晋道安出家后,“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中国佛教并不排斥生产经营和体力劳动,东晋道恒在《释驳论》中就说,沙门“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非匏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 中国僧人在协调劳动与修行的关系时,创造性地将两者打通。天台智者大师说:“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可看作僧众参与劳作的一种价值支撑。

  魏晋以后,随着出家人人数的激增,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人参加劳动的事例更不在少数。但真正将其落实于实践,从根本上成为僧团一种固定的生存方式,是在禅宗山居以后。禅宗四祖道信在湖北蕲州黄梅西北双峰山安居传法时,倡导团体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五祖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禅风,聚众定居,生产自足,把禅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农禅并举”的精神贯穿于信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此,中国佛教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山居独处、禁欲苦行的修行方式,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也初步得以确立。《宋高僧传》记神秀至弘忍处“乃叹曰:此真吾真师也。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慧能至弘忍门下也曾踏碓舂米8个月。

  农禅并举从源头上解决了禅僧流动不居的生活习性,推动了禅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佛教僧团不再单纯依赖社会资源,这在佛教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变。

  从道信提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到百丈怀海号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众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开始固定下来。

  佛教中国化的推进,在禅宗祖师的身上体现出高度的自觉。慧能门下怀让的再传弟子百丈怀海适应新的寺院管理需求,遂创立丛林清规。“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于是,百丈怀海创意别立禅居,制定规约来规范禅宗僧团的生活实践。他所注重的是适合于禅僧修行生活的制度,强调规约的应机性与实用性。“禅门独行,由海之始。”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

  百丈清规在制度管理层面多有创新,“行普请法”是一重要举措,即集体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当时,百丈怀海以身作则,下田耕作,直到年老仍然劳作不辍,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佳话,成为后世佛教典范。

  在中国社会里,禅宗丛林像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在一个“家长”的带领下,全体家庭成员筑房种地,集体生活、集体生产、集体修行,寓修禅于劳动之中,经济统一支配,不得有私人财产,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上来,从而获得生命力。百丈清规建立了合理的寺院管理制度,寺院经济不再是依赖性的,而是独立性的。当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时,义学宗派因无法得到社会经济支持而分崩离析,遭灭顶之灾;而自食其力、农禅并重的禅宗一系却借此异军突起,成为后起之秀。禅宗也因此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最具代表性者。

《中国民族报》(2019年06月2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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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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